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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,重庆一商贩捡到女童,看报纸才知道:她是渣滓洞幸存者

快乐的花呗    2023-04-16    354

1949年12月初的清晨,水果商贩王素珍照例来到青年路口摆摊,看着解放军进驻后的重庆井井有条,百姓们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影响,她不禁生出几分对未来日子的期盼。

只是,想到小波的父母到现在还没有音讯,王素珍皱起了眉头。她开始有些担心,前段时间兵荒马乱,孩子的父母会不会遭遇不幸?

她转头看着正坐在一旁乖乖吃桔子的小波,这女童是她不久前在大街上捡来的,当时正衣衫褴褛站在桔子摊前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目不转睛看着王素珍,无辜的眼神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
“诶,快来看啊,这有寻人启事。”一旁的几个路人正在围观刚刚贴在墙上的《大公报》。“寻找一名三四岁女童,27日深夜从歌乐山白公馆逃离后与母亲走散,衣服口袋里装有一个仁丹盒。”

一个身穿长褂的男人念完后,摇摇头说:“我听说老蒋在白公馆可杀了不少人,这小女孩能活着不容易。”

说者无意、听者有心。王素珍突然想起来,第一次遇到小波,帮她换脏衣服的时候,口袋里的确有一个仁丹盒。

没想到,这女娃居然是歌乐山白公馆的幸存者。

“幺妹,别吃了”,王素珍激动地抱起小波:“走,我带你去找妈妈。”

歌乐山,在普通人听来是个优美的地名,但对于我党来说,这是一个浸泡着血与泪的魔窟。在老蒋坐上专机仓皇逃离重庆前,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300多名革命志士遭遇了血腥屠杀。

一个幼女如何能冲破重重封锁逃离人间地狱?想要知道这一切,我们不得不再度翻阅那段至暗时刻。

图:白衣男子就义的瞬间

一份油印小报令老蒋震惊

1948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,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里的空气中,充斥着紧张和不安,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工作,不敢弄出半点声响,生怕惊动正在大发雷霆的国民党,西南片区最高长官朱绍良。

这天一大早,他就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封警告信,里面还夹着一份《挺进报》。想到共产党宣传材料竟然堂而皇之摆在他的案头,朱绍良愤怒不已,立马喊来保密局的徐远举。

不久,不仅毛人凤知道此事,就连老蒋都被惊动了。徐远举在重压之下,不得不撒下天罗地网,终于在几个月后,抓到了重庆地下党的两个重要领导刘国定和冉益智。

在威逼利诱下,两人很快叛变,供出一长串我党地下工作者名单,组织因此遭遇了毁灭性打击。为了彻底消灭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,反动派把魔爪伸向了成都。

图:朱绍良

1949年1月13日这天晚上,在成都某家学校担任老师的郭德贤神情焦灼,她和丈夫蒲华辅约好晚上九点碰面,可丈夫却迟迟未归。

25岁的郭德贤真实身份是我党地下党员,他们全家居住的公馆,其实是成都地下党特委机关。联想到最近反动派在重庆的一系列血腥手段,郭德贤渐渐生出不好的预感。

楼下传来轻微的交谈声,吸引了她的注意,她从窗外看见几名黑衣男人一直在公馆附近溜达,心顿时一沉。

“看来是暴露了。”危急关头,郭德贤没有选择逃走,而是第一时间把所有密件丢进火盆,然后喊来保姆邱嫂,让她找机会出去通知川康特委的同志立马转移。

做完这一切后,她走进卧室看着床上一双熟睡的儿女,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,明知危险将至,她却淡定地享受最后片刻的安宁。

如她所料,就在邱嫂离开不久后,特务踢开大门闯进家中,把郭德贤和受到惊吓哭闹不已的两个孩子带走了,随后将她押往歌乐山。

直至进去她才知道,原来蒲华辅一早就被反动派抓到这里,随即叛变革命。他供出的第一个人,就是自己的妻子郭德贤。

图:歌乐山白公馆

一面特殊的国旗

郭德贤一开始被关押在渣滓洞,后又被带到与之相邻的白公馆囚室。在她隔壁关押的人,是抗日名将黄显声。考虑到黄将军的身份,国民党特务专门给了他可以每天阅读报纸的优待。

到1949年10月7日这天,郭德贤已经被关押了快九个月,听着楼下拷问室发出的凄厉惨叫声,看着战友们受完刑后血肉模糊的身躯,她在无尽黑暗中辗转反侧。

图:黄显声

“新中国在1号的时候成立了。”黄显声压抑着激动的声音从隔壁传来:“国旗是鲜艳的五星红旗,国歌也有了。”

“是吗?”郭德贤“噌”地站了起来,“太好了,我要想办法告诉其他同志。”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她的心怦怦直跳,尽管一直坚信这一天总会到来,但亲耳听见时还是感到有些意外。

郭德贤竭力控制住表情,趁着每天几分钟的宝贵放风时间,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悄悄传递给罗广斌。

图:罗广斌

很快,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在整个白公馆流传开来,在特务重重监视下,他们无法大声欢呼表达内心喜悦,只能通过相互拥抱和低声耳语“共产党万岁”来庆祝。

很多遍体鳞伤的狱友听闻此消息后,挣扎着残躯努力站起来,一起面朝北方位置,手牵着手饱含热泪低声吟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虽然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,但所有人心中依旧洋溢着澎湃之情,激动得整夜无眠。

图:渣滓洞监狱

“也不知道咱们的国旗到底是什么样子。”大家围坐在一起,热烈讨论着五星红旗的模样。罗广斌突然站起来说道:“我有个提议,咱们弄一面国旗来庆祝下吧。”

此话一出,众人纷纷附议。

他们把红色被面撕扯下来做旗帜,拿出黄色草纸裁剪五星,因为不知道怎么排列,众人为此还破费了一番功夫。最后决定把五颗星放在整面旗帜中间,形成一个圆圈,如同他们的心一样,永远紧紧围绕着党。

没有剪刀和针线,他们只能用一块铁皮来割布;没有浆糊,他们用剩饭把小心刻好的五星黏在了红被面上。

凭着想象,一款特殊的国旗在白公馆诞生了。旗帜正中央是一个黄色的大星,四颗稍小一些的星整齐包围在四周。

这群被关押在人间魔窟,没有机会看一眼国旗的人,怀着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,精心制作出这面庆祝胜利的旗帜。

这一刻,他们忘记了刀砍棒打、烙铁站笼等酷刑折磨带来的生理摧残,忘记了四处弥漫的血腥味和阴潮气,也忘记了墙上怎么冲刷都清洗不掉的血手印和抓痕。

他们满心期待有朝一日能活着走出去,看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中国,却不知道反动派已经在暗自策划最后的疯狂。

过去杀人太少,才会导致失败

10月中旬,随着恼羞成怒的老蒋下达指令,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。

特务头子毛人凤飞往重庆,面对如丧考妣的手下,他甚至说出“过去就是杀的人太少,才会导致今日之败局”这样冷酷无情的话。

从10月下旬开始,无数场秘密或公开的屠杀行动带走了我党300余名优秀人才的生命。

这些人中,有共产党员也有爱国将领,还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,他们是记者、学生、老师和工人,只因为怀有一颗最普通的爱国之心,就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下。

《挺进报》的创作者之一陈然,26岁风华正茂的才子,即使被囚禁于白公馆,依旧靠黄显声将军看报得到的信息,坚持用香烟纸写文章,在狱中传递新中国胜利的消息。

10月28日那天深夜,正在奋笔疾书的陈然被突然闯进的特务带走,随后被秘密处决。直至牺牲的前一刻,他依旧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,把宣传党的消息做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。

图:陈然 (革命烈士)

烈士王朴,家境优渥的复旦大学高材生,如果不是被反动派残酷绞杀,凭着他满腹才华一定能够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,但也是在10月28日这天,他和陈然一起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慷慨赴死。

还有被蒲华辅出卖的“江姐”江竹筠,经历种种酷刑后壮烈牺牲。

当然,背叛革命的人从来不会有好下场,蒲华辅在供出大量我党同志后,还是没能逃过被押赴刑场公开枪杀的命运。

听到丈夫死亡的消息,郭德贤没有说一句话。也许,从丈夫公然背叛革命的那一刻起,他的生死就再也与自己无关了。

图:江竹筠

走进白公馆以后,每天深夜看着一起共事过的战友有去无回,郭德贤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只是,看着睡梦中依旧露出惊恐状的两个孩子,她内心涌起一股酸楚。

听闻“小萝卜头”宋振中惨遭杀害的消息,她已经意识到,丧心病狂的敌人是不可能放孩子一马的。

“对不起,妈妈真的很想让你们活着,出去看一眼新的中国。”郭德贤把头贴近女儿小波的额头,一行清泪从眼角划过。

她知道,这场屠杀还在继续。她和白公馆其他战友的生命,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

图:宋振中

11.27 至暗时刻来临

11月27日这天夜晚,正在哄孩子睡觉的郭德贤突然听到一阵剧烈声响。她连忙凑近窗子使劲往外看,原来是几个特务用沉重的手铐脚链拴住了刘国鋕。

图:刘国鋕

就在不久前,刘国鋕的五哥专门从香港赶来营救弟弟。他特意拿着一张汇丰银行空白支票,递给负责关押犯人的徐远举,说道:“只要能把我弟弟放了,你想写多少钱就写多少钱。”

见钱眼开的徐远举立马把刘国鋕带来办公室,听到能够活命后,刘国鋕摇了摇头说道:“我哪里也不去。”

要知道,他作为西南联大经济系高材生,只要点点头,他可以去香港,甚至是美国,在经济学领域博得自己一片天地。

但看着五哥跪在地上声泪俱下的模样,刘国鋕虽然心疼不已,但一直坚决要求徐远举必须无罪释放他。

宣布无罪释放,等同于打了老蒋的脸。徐远举再贪财,也不敢贸然做主。

于是,告别伤心欲绝的哥哥后,刘国鋕再次回到白公馆,和郭德贤、罗广斌等战友一起,等待最后的宣判。

图:徐远举

这天夜里,特务突然冲进来,刘国鋕明白,这受尽磨难的日子,总算是到头了。

就在被押赴刑场前,他突然深吸一口气,转头朝着战友们被关押的方向高喊道:“同志们,人民解放了,人民胜利了。我们,没有玷污党的荣誉。”

嘹亮的声音似乎传遍了整个歌乐山,站在窗前的郭德贤双手紧紧捂住嘴巴,眼神流露出激动又伤感的复杂情绪。

“我们……死而无憾……”听着刘国鋕的声音越来越远,郭德贤的眼泪终于决堤。

图:刘国鋕

“妈妈,是谁在说话?”睡眼惺忪的小波拉了拉她的衣袖问道。

郭德贤俯下身抱住女儿,轻轻拍着她的背说道:“是刘叔叔。”小波靠在妈妈肩上,轻声说:“刘叔叔要去哪里?”

“听到新中国胜利的好消息,刘叔叔先出去看一看。”郭德贤嘴角露出一丝温暖的笑意,柔声回答。

“那我们能出去吗?”

“能呀,很快我们就可以出去看新中国了。”

漆黑一片的牢房中,抱着女儿的郭德贤眼神中闪烁出无惧死亡的光亮。

把女儿哄睡后,她拿出一个有些掉了漆的仁丹盒,把写有两个孩子简单信息的字条装入其中,然后轻轻放进小波的外衣口袋里。

“希望我走了,两个孩子能够活着,有好心人能够收养他们。”即使知道一双儿女凶多吉少,但郭德贤此时依旧抱着渺小的希望。

不远处传来一阵冲锋枪的声音,是渣滓洞方向,不知道又是哪些战友牺牲了。想到这里,郭德贤换上了刚进来时穿的旗袍,用手理了理凌乱的头发,静静等待那一刻来临。

图:仁丹盒

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

伴随着一阵杂乱声响,关押郭德贤的牢房打开了。周居正冲起来悄声说道:“快,抱上孩子,现在赶紧走。”

原来,国民党反动派考虑到渣滓洞还有两百余名革命志士,为尽快赶尽杀绝,他们抽调了白公馆大部分人马前往渣滓洞。白公馆剩余19人,则交给了看守杨钦典。

杨钦典对特务肆意残杀革命者的行为颇感心寒,尤其是看到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后,逐渐产生了动摇之心。罗广斌抓住时机说服了杨钦典,为幸存下来的同志争取到一线生机。

图:杨钦典

郭德贤抱着儿子小可,周局正则带着她的女儿小波,大家开始往外跑。渐渐的,郭德贤与战友们走散了。尽管很担心女儿,但她不敢迟疑,在歌乐山的杂木丛林中没命奔跑。

11月28日,解放军激战五十多个小时后,成功打开了重庆南大门。两日后,重庆迎来解放。

死里逃生的郭德贤得以和大部队汇合,得知女儿走散,为找到小波,她在《大公报》上刊登了寻人启事。

而后,看到寻人启事的王素珍带着小波来到临江门联络处,郭德贤抱着女儿喜极而泣,两家人从此以后如同亲戚般一直保持来往。

图:郭德贤

等解放军和幸存者冲进歌乐山时,这里早已人去楼空,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,每一个躯体都残破不堪,肉眼可见生前是遭受了多么可怕的折磨。

再往前走,松林坡上,还没来得及掩埋的革命烈士遗体凌乱分布着,血水染红了周围土地。

“来晚了,我们来晚了啊!”刚刚经历过生死搏杀的解放军战士们内疚不已,纷纷跪在地上失声大哭。

罗广斌和郭德贤等幸存者冲进白公馆,在一间牢房地下找到了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。

牺牲战友们受刑时的凄厉叫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,明明就快迎来解放了,却在黎明前被残忍杀害,连具完整的遗骸都没有。想到此,大家忍不住抱着国旗痛哭流涕。

图:罗广斌(右3)

重庆解放不久后,罗广斌整理出一份报告,其中被广为流传的“狱中八条”,依旧保存到现在。

“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;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……”身陷囹圄、随时直面血腥屠戮,这些衣着褴褛的革命者还在为党的未来深谋远虑,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

1961年,由罗广斌、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红岩》横空出世,这段我党革命烈士被囚集中营还坚持与反动派斗争的历史记忆,渐渐广为人知。

为了不让后人忘记这段历史,郭德贤几十年来四处奔走义务宣传“红岩”精神。她把女儿小波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工程师,每到清明时分,她都会带着子孙再次回到歌乐山祭奠逝去的同志。

如今,作为白公馆幸存者唯一健在的人,郭德贤老人已经97岁了。尽管因为心梗几次住院,但她依旧在病榻上挂念着已经牺牲了七十余年的战友们。

图:郭德贤

我以我血荐轩辕,青山巍巍埋忠骨。若泉下有知祖国日益强大,长眠在歌乐山的英灵们也许终能告慰。他们留下的精神也将如火种一般,在神州大地薪火相传。

参考资料:

新华社:“中国强大,人民幸福,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”——专访渣滓洞、白公馆脱险志士

20091217央视网:红岩往事(二)——《挺进报》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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